由于上周加班，没赶上首映，结果到了这周发现积攒下《1921》《革命者》《中国医生》三部主旋律电影。看哪个呢？我挑了豆瓣评分最高（7.5）的《革命者》。
结果，还是失败了。
我不是说这片从头到尾一无是处。它的摄影、它的表演，都无可指摘。但除去这些形式上的东西，它在内容上，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片，讲通顺一件事儿了吗？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类型片，讲明白一个人了吗？
没有。形式大于内容，是这部电影的一大特点。
许多年以后，李大钊先生在狱中等待绞刑时，将会想起轮船抵达故国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
电影采用的其实大略就是这样一个《百年孤独》式的开头，从李大钊生命的最后时刻讲起他的故事。不得不说，虽是模仿，但模仿得还是很巧妙的。这样做的好处，一是避免了对李大钊生平平铺直叙，而是通过他在狱中时，其他人与他直接或间接的互动，把他人生重要节点带出来。二是通过预设他的结局，让人好奇他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。
但是谁能想到这些人生重要节点竟然是完全打乱了时间顺序的？！先是1916年李大钊回国，然后跳到1922年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，又回到1917年李大钊领导游行抗议外国人杀人（张学良记忆引出），再回到1916年李大钊从《晨钟》离职后和乞丐一起洗澡（庆子记忆引出），接下来跳到李大钊1922年拜访孙中山、1924年参加国民党“一大”（蒋介石记忆引出），然后是1926年李大钊领导“三一八”抗议（赵纫兰记忆引出），后面又回到李大钊1916年加入《新青年》、1920年送陈独秀出京……
我实在是很费解，这是《记忆碎片》，还是《致命魔术》啊？诺兰的片固然难懂，但其中是有固定的逻辑可循；而本片这些人生重要节点的排列，是遵循什么样的逻辑？即便有某种逻辑，这样排列有什么意义？能比按时间顺序排列让观众更好地了解李大钊的成长和发展吗？我想这应该是对历史传记片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吧？
说实在的，从中我只能看到一种创作逻辑，那就是：最近献礼片有点多，这些人和事儿讲得有点儿滥了，又有《觉醒年代》珠玉在前，所以必须搞点儿事情拔高一下自己了。还有什么能比“非线性叙事”更能体现自己水准的呢？不，“非线性叙事”也有点儿LOW了，咱来个“散点性叙事”，更牛掰。
这些“散点”间的连接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，做些PPT，打上字幕就可以了。像在讲述各地共产党小组成立时，背景是一堆黄金齿轮转啊转的动画，加上一条又一条字幕说谁谁在哪哪创立了共产党小组，持续了足足十几二十秒，尬得飞起，可能还不如B站一些UP主做得好——人家至少还知道配地图。此外，每个李大钊的人生重要节点，前有字幕做背景介绍，中有字幕做场外解说，后有字幕做归纳总结——那我要你这部电影干什么？
历史传记片应该尽量褪去传主在历史上或者书本上的符号化形象，还原他作为一个生动的“人”的形象，这并非是不要那些符号，而是唯有这样才能使他身上那些符号更加合理可信。而本片对李大钊的塑造，完全是一个符号化的圣人形象，三大特点：慷慨激昂、体恤众生、视死如归。我们在这里面很难看到他作为普通人的生活状态（除了吃过几次饭），看到的几乎都是一种鸡血拉满的工作状态。其实有这些倒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只有这些就是不自然的，会显得人物很虚、很浮、很漂。
随便举几个其他作品中有生活的例子。《觉醒年代》中，李大钊因为拿不出钱带孩子出去吃饭，只能骗他们说吃肉有害健康。《至暗时刻》中，丘吉尔上大号时得知要给掌玺大臣（the Lord Privy Seal）回话，便玩了一个文字游戏，令人回复“我被封印在了厕所里”（sealed in the privy）。通过这些桥段观众是能感受到，噢，这些“大人物”其实跟我们差不多。
不过这些在《革命者》中都是不存在的。我们看到的不是故事，只是对书本上的李大钊的一个情景再现。
其实蒙太奇和主义本身没什么联系，把它俩放在一起说只是因为我觉得很讽刺：这部电影能运用那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摄影、剪辑手法，却没有讲清楚李大钊到底是秉持一个什么主义。
先说蒙太奇吧。由于本片要不停地闪回，蒙太奇是必不可少的。但本片的蒙太奇含量多到了一个令人咋舌的地步。不光是围绕李大钊运用了大量蒙太奇闪回，围绕蒋介石、孙中山也用了很多。比如镜头给到蒋介石时，剪了一堆“四一二”的镜头接进去。这个尚且可以理解，毕竟“四一二”跟李大钊入狱也有点关系。但有的时候，蒙太奇的运用是没有逻辑的。在镜头给到孙中山时，有必要把宋教仁遇刺的镜头也剪进去吗？将这两件事剪在一起的逻辑是什么？是1913年宋教仁遇刺，导致了1922年李大钊拜访孙中山吗？
再说说主义。李大钊是一个政治理论家，讲清楚他所秉持的主义是很有必要的。我印象中，电影里唯一一处提及李大钊政治思想的情节，是他阐述对三民主义的理解：“民生是目的，民族是手段，民权是方法。”
这段表述有点奇怪，它的意思似乎是：民生是目的，是最重要的，而民族、民权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、方法。但问题是手段和方法在这里难道不是同义词吗？政治宣言一般删繁就简，同一个意思何必要拆成两个不同的词来说呢？
查了一下才知道，这段表述来源于李大钊1924年5月一篇比较冷门的文章：《人种问题》。原文说的是：“民生主义其目的；民族主义是达到这目的的手段，是三民主义的主干；至于民权主义，乃运用民生主义的方法。”
所以李大钊的意思，第一，民权并不是“达成”民生的方法，而是“运用”民生的方法。第二，民生虽然是三民主义的目的，但民族才是当前三民主义最主要的问题，这一点从这篇文章被命名为《人种问题》也能看出来。比起三民主义改善民生的作用，李大钊更关注三民主义在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斗争中的作用。后来他在1926年1月《在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》中干脆称：“中山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和策略。”
那么，电影中把李大钊的原话这么一“稍加概括”，把这两层意思都概括没了。这并非我吹毛求疵，只是政治表述，失之毫厘、谬以千里，必须咬文嚼字、慎之又慎。否则，既是对提出者的不负责，也是对听众观众的不负责。
此外，李大钊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驱，他一生中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文章，如1919年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。但奇怪的是，电影却并不去展示这些思想，反而去“深入挖掘”他的另一个影响没那么大的思想（还没挖明白）。这就像是介绍一位经济学家，不去介绍他的经济学论文，而去介绍他的散文随笔一样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难道是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被人说得太多了，所以必须挖点冷门的出来吗？
1919年，胡适发表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"主义"》，称：“现在舆论界大危险，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，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。”
同年，李大钊发表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，温和地反驳说：“我们的社会运动，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，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。这是交相为用的，这是并行不悖的。”
我觉得李大钊对胡适的反驳也适用于这些“主旋律”电影。花里胡哨的技巧是挺有必要的，但是搞清楚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也很有必要。要知道，一段历史、一个人的伟大，并不必然带来电影的伟大；观众可能会为这段历史、这个人而触动，并不必然为电影而触动。
还是说，你们只是打算趁着七一捞一笔？
